一個女人有一晚沒回家，隔天她跟老公說她睡在一個女性好朋友那邊。
她老公打電話給她最好的 10 個朋友，沒有一個知道這件事！
一個男人有一晚沒回家，隔天他跟老婆說他睡在一個好兄弟那邊。
他老婆打電話給他最好的 10 個朋友，有 8 個兄弟回答說他老公昨天睡在他們家...
還有 2 個說她老公還在他那！ ............................
某網友的回應 :
昨晚把此文章給我老婆看，沒想到她興致大發，
立刻打電話給我朋友問我是否在他們那裡？
結果可想而知，再次論證了上述觀點！
更離譜的是有一個哥兒們竟然說我在他家喝醉了，正睡著呢！
還問我老婆要不要喊我起來! 接電話？
在掛了電話後，那哥兒們馬上打給我；一接通沒等我說話就大喊
"幹!!! (男人開頭問候語一定要加的) 你在哪！？快回家吧！你老婆正在找你！我說你在我家喝醉了... 回去前別忘了先喝酒漱口！"
掛掉電話後，我看著老婆默默無語 .....@#$%&*....
這證明了.... 男人們真是情義相挺啊！( 尤其是作壞事時... )
< And then, is that all ?! 這應該證明了很多事ㄚ...... >
2012年3月30日 星期五
尊 嚴
老楊是我們銀行裡的首席分析師。在總經理要做重大決定以前，老楊一定要給總經理作一個相當徹底的分析。分析永遠在於這個決定的得和失。所謂得，當然是可能的得，所謂失，也當然是可能的失。老楊在分析的時候，會用很多數學，可是他在做報告的時候，卻不會強調數學，而用非常直觀的方法來解釋他的分析。
為什麼他的分析一直受到重視，主要的原因在於他的資料非常正確而完整。如果我們要在某個地點設立分行，老楊一定會知道這個地區居民的收入、職業等等。
我們有時會奇怪老楊如何能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得到資料，據他說，他其實是用抽樣調查的方法。
據我所知，他的統計學學得非常好，這使得他的資料得以非常完整。
因為老楊常常要收集資料，他養成了隨時隨地觀察的習慣。
有一次，我們在一家百貨公司一樓的咖啡館喝咖啡，一個小時下來，他告訴了我這百貨公司情況不妙，因為提袋率太低了。
果真不久，這家百貨公司傳出了財務危機的消息。
更有一次，我們一齊到國外出公差，他又表演了一手，他猜那個城市的收入是多少，事後查證，他的確猜得很準。
據他說，他是看街上汽車的牌子以後估算出來的。
老楊一直是一個很快樂的人，這也很自然。
他的工作得心應手，薪水非常高，他從來沒有感到什麼壓力，因為他僅僅負責分析而已。最後決策的決定總是別人做的。
何況他的分析向來非常有用。
前一陣子，老楊忽然顯得有點心情不好。
他過去很喜歡講笑話，現在比較少講了。
有人和他聊天，他也會發呆，好像沒有聽到你在講什麼。
有一天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找他，談完公事以後，忽然發現他的牆上掛了一個鏡框，框內只有一張白紙，紙上寫了阿拉伯字的六十八，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呢？
我當時百思不得其解。
老楊看出了我的困惑，他立刻叫我不要離開，他要解釋給我聽是怎麼一回事。
他說前些日子，他到印度去出差。住在一家旅館裡，他住的房間有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街景，他注意到對街有一個小乞丐，來來回回地向行人求乞。
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開始計算平均這個小乞丐在經過多少次求乞以後，可以得到一次反應，因為絕大多數的路人是不理會他的，一個小時以後，他得到了答案，這個小乞丐平均要乞討六十八次以後，才有一次成功。
老楊得到了這個答案，心中難過至極。
因為他這一下可以完完全全地瞭解做小乞丐的滋味了。
他想，如果我每次求職，要寫六十八封求職信，才會有一封回應，已經非常沮喪了，這位小乞丐卻終其一生，都要在街上向人乞討。
老楊想，這種生活，他一天都受不了，如果要過幾十年如此沒有尊嚴的生活，他是無法想像的。
老楊當天晚上睡不著覺，他想起有人用數羊來使自己入眠，因此他就數起羊來，可是他每次數到六十七，就數不下去了。
六十八忽然變成了一個永遠不能到達的境界。
他從頭再來，依然到不了六十八。
所以老楊在床上醒了好久，才能入睡。
老楊的經驗使他覺得人人都應當在平時就假設自己是一個小乞丐，因為唯有這樣才能體會到乞丐沒有尊嚴的痛苦。
他的兒子才參加飢餓三十回來。
老楊卻告訴他，他應該虛擬實境，假設自己是一個乞丐。
他的兒子試了一次，發現做乞丐的痛苦並不在於感到飢餓，而是感到個人毫無尊嚴可言。
老楊已經不能去豪華飯店吃飯了。
對於任何奢侈的東西，他都失去了興趣。
他常常去一家專門照顧窮苦老人的單位做義工，有人曾經看到過他做義工的情形。
有一位同事說他從未看過這種態度的義工，我問他是怎麼一種態度，他想了半天，最後結結巴巴地說，老楊不是普通地在做義工服務而已，他是在侍奉。
我懂得這是因為老楊知道窮人最需要的不是麵包而已，而是尊嚴。
老楊當義工時的態度，無非是要使窮人感到尊嚴。
自從老楊開始侍奉窮人以後，他自掏腰包改善了很多設備。
老人吃飯的碗換成了比較好看的磁碗，是淡藍色的，茶具也換了。
最使老人感到高興的是新的床單和被套。
我們通常會說我們應該同情窮人，要對窮人有慈悲心。
老楊顯然在告訴我們，我們該尊敬窮人，因為他們最缺乏的就是別人對他的尊敬。
這種想法，來自一個數字：六十八。
老楊常常強調數據的重要性，
他是對的，因為這個數字改變了他的一生。
< 李家同 >
2012年3月10日 星期六
成功 - 最差勁的老師
世界上成功的大企業，平均壽命只有18個月。
成功 - 最差勁的老師
一年半前我至郭台銘土城辦公室，辦公桌放置藍色A4紙，平淡無奇印一句比爾蓋茲的話：「成功，是最差勁的老師。」半年後，富士康面臨前所未有的跳樓危機，蓋茲的話成郭台銘人生指引。不到一年，富士康啟動人類史上最短時間最快速工廠大遷徙。今年鴻海年度股東大會郭台銘公布財報；母公司獲利創新低。郭台銘坦承，搬遷工廠，大幅加大鴻海營運成本。
成功，無法保證未來一帆風順；相反，失敗或者正稱地說「危機」，才是郭台銘最好的老師。鴻海年度股東大會，全球重量級外資紛聚土城。這家被國際稱之為「航空母艦」的代工廠，正在代工一個比核武還重要的生產品iPad；它席捲全球的電腦產業，把30年不變的PC時代，正式淪為配角；把所有筆記型電腦打至銷售新低。各筆記大廠除華碩以新型平板電腦結合筆電成功迎戰外，其他皆應聲倒地。穩居世界前三的宏碁，瞬間被擊垮。宏碁過去的成功，恰巧成了它最差勁的老師。
一位外資界董事總經理好友，鴻海股東大會結束後當天，立刻花兩小時完成「鴻海報告」；報告中推崇郭台銘危機處理。這位細心的分析師並非全聽郭董魅力馬拉松談話即下結語。他本人曾親飛成都先做功課，觀看前陣子爆炸工廠現場。他仔細的分析，那是一家生產iPad機殼的工廠，接訂單的是鴻準。報告結尾，他判斷鴻海遷廠完畢後，未來數年將立於不敗之地。
創業家反易失敗
而一年前出事的深圳龍華廠，如今僅留員工訓練角色。河南、重慶、成都等新聘員工，先在龍華訓練3個月，其後工作薪資僅以河南、四川基本工資為基準再加一倍。當年整郭台銘的深圳政府，如今眼看龍華只留空殼；這裡曾為深圳創造70萬至80萬工作機會。郭台銘到底是霸氣之人，股東大會忍不住痛責惡整他的前市長許宗衡；許市長如今不只下台，還因不長眼試圖賄賂政治局常委，被判緩死。成功對深圳前市長，真是差勁的老師。
EMBA的課程，經常教導修課老闆學生，世界上成功的大企業，平均壽命只有18個月。多數創業家，成功之後不只不念當年機遇，甚至忘了自己是誰；因此平均18個月，就有一個曾經成功的企業家轉為失敗者。
我再舉一個與酒有關的例子。1970年前，歐洲人始終相信「佳釀」一定來自舊世界；法國人一直相信，「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一定來自法國」。在一個魔力打造的國度，這裡誕生眾多釀酒天才，累積數百年經驗；迷醉的世界，法國是永遠的主宰者。
1976年巴黎品酒會上，一場由英國人舉辦的賞酒大會，加州納帕（Napa）紅白酒，竟打敗了法國。《時代》雜誌（TIME）駐巴黎記者嚇一跳，寫下了影響深遠的報導，「上周在巴黎，加州人打敗高盧人。」法國大怒，破口罵評審及辦法皆不公。10年後1986年，再比一次，竟然還是加州Napa酒獲勝，名列一、二；法國紅酒只分據三、四、五名。
郭台銘沉重摔一跤，蝸居深圳數月，睡鐵皮屋，整頓工廠。下月他將飛至巴西，明年巴西廠也開工。他曾被封為「成吉思汗」，指的是商場上的殺氣。但與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相比，郭台銘記住「成功，是最差勁的老師」 。而元朝版圖雖曾東至外興安嶺，北臨北冰洋，版圖之大漢唐明皆不及，王朝只維持89年。1368年9月14日，元朝被朱元璋正式推翻。從此蒙古，只成了草原上流蕩子民的長調代名詞。
其實人走得愈平順，就應愈惜福。人生永遠不是句點，只有不斷力求突破，才能前進。我愈年長，愈悟出這些道理。每隔幾年，便讓自己的工作開一個新局；同時，每天至少維持遛遛狗、種種花、偶爾上市場買菜與小販們聊天。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終究只是一個凡人。
作者為電視節目主持人 ＜陳文茜＞
「日本第一」No more ?!
(文章稍長，但發人深省，值得一看)
高素質人民 縱容出最無能政客與政府 告別「日本第一」傳奇 大國墜落
台大外文系畢業的梁旅珠，過去十幾年來因為喜愛日本，經常拎著行囊到日本觀光旅行，每年幾乎1／4的時間在日本度過。最後甚至在東京購屋置產，有了一個定居住所。並有二本著作《我和我的那些日本朋友們》、《日本夢幻名宿：溫泉、美食、建築的美好旅行》，描述在日本的見聞與感想。
大學畢業後梁旅珠曾主持台灣第一個國際旅遊電視節目「世界真奇妙」（後改名為「繞著地球跑」），後來成為台北市忠孝東路上知名百貨公司明曜百貨創辦人媳婦。而明曜百貨正是日本平價服飾優衣庫（UNIQLO）在台灣的旗艦店。因此她與優衣庫社長柳井正有多次深談機會，了解日本企業領導人對日本未來的憂心忡忡。
在《遠見》雜誌策劃日本311地震一周年之際，特邀梁旅珠撰寫她的日本印象，許多獨家的個人長期觀察，讓人對日本的現況有更深了解。
2011年秋天的京都，意外的不像往年那般擁擠雜沓，有些觀光點甚至像淡季一樣冷清。走在年年排名第一的「紅葉名所」東福寺，難得看到通天橋上依舊擠滿了賞楓人潮，但耳邊只有遊客互喚拍照和保全指揮路線的聲音，卻聽不到過往楓葉季不絕於耳的讚嘆聲：「綺麗ね~~紅葉！」
少了日本女人那誇張上揚的軟調詠歎歌頌讚美，去年京都的楓葉季就這麼黯然落幕了。11月底，向來是京都紅葉的高峰期；每年秋冬之際為期兩週的觀光大拜拜，讓和台北差不多大小的京都湧進驚人的觀光潮。但暖秋冷鋒遲遲不來，讓該帶進人潮加錢潮的楓葉無法轉紅，竟逕自在枝頭上焦枯了。
該冷不冷的殘秋熱烘烘，但日本近20年最強冷鋒卻在今年1月底2月初報到（最低溫零下42度），帶來六年以來最大雪量。全國各地因豪雪發生多起交通事故，連名古屋也下大雪，數百台汽車就在路上拋錨，造成交通大打結。
日本全境除了沖繩之外幾乎都在下雪，不少人在剷雪時摔死或被屋頂掉落的積雪擊斃；秋田的玉川溫泉有三人在山中祕湯旅館的岩盤浴帳棚內，被山坡滑落的積雪活活壓死。
日本的社會和經濟現況，就像這一波寒流一樣冷颼颼。持續低迷20年的景氣眼看又將會有第三個十年，而日本也被迫面對中國正式超越，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
30年前在東京一碗拉麵要價650日圓，但就在這一兩年，低價連鎖餐廳已經相繼為荷包日薄的上班族，推出了一份290日圓的牛丼或拉麵。更慘的是，去年3月的東北震災和海嘯帶來了前所未有、更不知從何解決的核災，徹底震碎了日本人民對國家的信任和民族自信心。
2011年3月的東北地震後，我曾於6月到東京一趟。使館區和洋人最愛的六本木到麻布十番一帶，以往夜間和週末時滿滿都是洋面孔和外國口音，當時卻全部消失了。一家熟識的TEMPURA店老闆告訴我，地震後有兩個月時間幾乎沒什麼客人，有一天甚至來客數掛零，是他開店幾十年來第一次碰到的情況。而我，則是他三個月來第一次進店的外國客人。
儘管一年後的現在，原本在日工作居住的外國人逐漸回籠，觀光客人數也緩步回升。但日本各地動輒5級以上的地震不斷，連研究機構都頻頻預言關東大地震即將來臨，使得觀光業依舊慘澹。連年不況加上地震核災打擊，即使不是災區的鄉下觀光景點狀況也很糟，商店街凋零頹敗，不少地方政府都快破產了。
日本第一傳奇落幕：產業虧損，政府無能
坐在京都的計程車上，原本不多話的司機聽說我來自台灣，臉上瞬時添了笑意，語氣中多了點親切和放鬆的感覺：「喔，原來台灣和中國都說『中國語』。」問他311震災後，生活和生意有受影響嗎？不料他卻沒頭沒腦的回我一句感慨：「再這樣下去，日本人就快變成中國人的奴僕了！」
日本的計程車司機是站在國家窗口看著外界的一群人。日本人普遍因外語能力不足而怯於接觸外國人，但計程車司機則由於業務需求，即使言語不通，也常被迫載著外國人趴趴走。
尤其在京都這樣的觀光大城，司機每天接觸到的國際觀光客很多，眼界和感受自是與一般從不接觸外來資訊的市井小民不同。他們的年齡層約從40到70歲，正是一生眼睜睜見證國家經濟和運勢從峰頂跌落谷底的一群人；曾經，他們和全世界的人一樣，相信過「日本第一」，以為從此日本將引領世界潮流。
80年代末期，我在美東念研究所時，正是日本站在泡沫頂端，傲視全球不可一世的時代。1988年到1989年，整個華爾街的金融從業人員都得學會拿筷子，把一片片生魚和著醬油和嗆鼻的芥末吞下肚。 那個時候的日本人，天價搶標梵谷名畫，甚至買下紐約的洛克斐勒中心；紐約第五大道的名店從早到晚擠滿了日本觀光客，每一家名店都必須「配備」通曉日語的店員。
當時，夜裡在東京的銀座或六本木街頭喝完酒要回家，必須把好幾張日圓萬元大鈔拿在手上揮舞，才搶得到計程車。現在呢？週末深夜，排班等著要接酒客的計程車多到從中央通八丁目排到四丁目交叉口，還轉彎一路延伸到築地。
全球不景氣加上日圓升值 重創產業
日本的產業有多慘？2月4日出刊的週刊《ダイヤモンド》，就以「再見！傳說的SONY」為封面做了專題報導。消費電子大廠Panasonic狀況也不佳，去年虧損遠高過預期，並預測至今年3月止，全年度虧損可能超過100億美元，將是該公司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年度虧損。
不用學者專家分析，即使不懂經濟的一般民眾，看知名電器賣場BIC CAMERA有樂町店就知道——以往多年來賣場一樓一半以上面積擺的都是電視機，最近一樓原本陳列電視螢幕的地方，已經全部換成了iPhone、iPad和蘋果相關產品。
全球需求減縮和強勢日圓重創日本產業，但日本的中央銀行卻沒有什麼作為。日本央行明明可以大量印鈔讓日幣貶值卻不做，讓中小企業經營艱困；現在又打算追加預算8兆紓困中小企業，繼續增加政府赤字。
對一個年度預算六成要靠借貸的國家來說，真讓人想不通日本政府的心態。 問日本的上班族朋友，他覺得是日本政府抱美國大腿，不敢讓日圓對美金貶值。不過也有人認為，可能是由於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會因為日幣貶值使得財產大幅縮水，所以不願處置。
整個國家運作墨守成規，更不敢大刀闊斧除弊、拿既得利益者開刀，因而只能和稀泥成一團。既得利益者有誰？就是現今日本握有多數財產的中高齡者，當然包括了領導國家方向的官員政客和專家。
最近的人口研究報告顯示，日本目前有1億2000萬人，但50年後將只剩下8000多萬，而且會變成超高齡社會，超過65歲的人占40％以上。不過多數人想不到未來，因為現在的日本中青年世代日子已經很難熬。
根據估算，現在55歲以下的人，繳付的年金都將超過將來他們能領到手的金額，但儘管如此，多數守法的日本上班族還是乖乖繼續繳。2008經濟危機房產泡沫後，美國許多家庭發現續繳房貸不划算，就兩手一攤把爛帳丟給銀行，日本人卻多半還是認分繳完，等於是付完高額貸款，手中房子的市價卻已經打了好幾折。
日本還有一項更奇怪的「經濟奇蹟」，那就是經濟明明已經慘趴了，失業率卻只有4趴多，跟各國數字相比顯得奇低。日本企業裡有四成是派遣員工，加上打工一族，看似大家有飯吃，實際上很多低薪冗員，有不少人的生活接近赤貧。
社會「格差」化嚴重，年輕人看不到未來
問題是，電視上雖常有節目教導大家如何過極度節約的生活，米其林的星星餐廳卻天天爆滿。過去十幾年，我每年加起來約有1∕4的時間在日本，眼看著社會的「格差」化日益嚴重，不禁感慨，日本的年輕一代，前途和未來不知道在哪裡？
十幾年來，也因為這樣的經濟局勢，造就了日本第一名平價服飾UNIQLO（優衣庫）。自從明曜百貨和UNIQLO敲定設立旗艦店後，我和社長柳井正先生有了幾次見面的機會。2011年6月，我在UNIQLO總公司辦公室，第二次和他會面，趁機請教了他對於日本經濟和社會現況的看法。
當時柳井社長除了直言政客無能是一大禍源，日本年輕人在國際上沒有競爭力的現況，更令他憂心。由於優衣庫正在大舉進軍海外，柳井先生因而有許多機會接觸到來自全球各地剛投入職場的一代。「台灣的年輕人很有活力，也勇於向外發展和挑戰，」他感慨說道：「台灣有很多優秀人才，就像中國、韓國、新加坡一樣；日本的年輕人在工作事業上只求安定、完全沒有冒險精神，他們需要開拓視野，才有辦法跟上世界的腳步。」
去年9月23日優衣庫台北明曜旗艦店開幕當天，我把天下文化出版的新書《放膽去闖》拿給柳井正先生簽名，這是他與大前研一先生合寫給日本年輕人的書。簽名之前，他很慎重的在扉頁寫下「この囯を出よ」（走出日本），這是日文的書名，也正是他在書中對日本年輕一代的深深期許。
首相如餐廳定食 每月更換
讀完全書，對柳井社長的序言標題「不能再沉默」感觸很深。日本真的是一個全民沉默且忍耐力十足的國家，不論是地震、事故或停電等任何因素造成地鐵停擺，新聞鏡頭上，只會看到所有無法搭上車的民眾安靜的群集在地鐵票閘口等待，一等數小時，不見爭先恐後，沒有抱怨謾罵。
即使像311震災海嘯如此嚴重的天災過後，日本災民的自制守序也讓全世界大開眼界──沒有爭奪物資，沒有趁火打劫，沒有呼天搶地，也沒有怨東怪西，最多只看到哽咽與拭淚。
但這樣高素質的人民，卻因聽話合作，姑息出一群無能政客與不負責任的企業家。有日本人用「月替定食」（每月替換的特餐）來形容近年頻頻更換的首相，許多人連新上任的首相野田佳彥叫什麼名字也懶得記，只用他曾經拿來自比的「泥鰍」稱呼他。
日本社會的世襲傳統傳子不傳賢，讓當今政界充斥學歷漂亮的公子哥兒，有著體面的家族從政史背景，卻看不到「政治家」的能力、魄力與熱情，最在行的似乎只有料亭密會和上銀座酒家。
而日本龐大企業體制背後，檯面上的企業領導者，像柳井正先生這樣的「資產家」，是真正大股東的並不多。除了股份早被稀釋的創業家族，就是大銀行交叉持股下的專業經理人，在股東分散無實際約束力的現實下，對經營者來說，官商勾結以自保和照顧員工（包括自己在內）的福利，往往比獲利還重要。因此日本的大商社，普遍沒有歐美企業的競爭進取活力，反而常有著類似共產主義的經營心態與模式。
看似國際化，實則封閉、僵化、無效率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看著日本官僚和東電高層面對核災的應對無能，看著大王製紙和OLYMPUS這類大企業經營者的胡作非為，一定感到不解——日本民眾的聲音在哪裡？媒體究竟有沒有正義與批判的能力？日本到底有沒有心懷社會責任感的領袖人物？
生活苦哈哈的人民期待改革，這一點，從去年底大阪巿長選舉可看出端倪。年輕的改革派前大阪府知事橋下徹，在執政和在野三黨聯手全面夾殺下，仍高票擊退尋求連任的前市長平松邦夫。
律師出身、言談犀利大膽的橋下不僅受年輕一代支持，也擁有不少中老年巿井小民和婆婆媽媽粉絲。最近有白天的談話節目在大阪街頭訪問40歲以上的人：「有困擾時最希望能向哪一位名人請教？」橋下名列第三，位於兩位知名藝人之後，是少數受到民眾信任喜愛的政治人物。如今的大阪府知事是橋下的心腹，關西政經中心大阪已成為橋下幫的天下。除了繼續進行他整合大阪府與大阪市為「大阪都」的計畫，表現積極的橋下正在推動總理民選，意圖打破日本官僚體系的積習和沈疴，而他本身也是最有實力問鼎中央的明日之星。
忍無可忍 年輕人該走出日本
橋下領導的「大阪維新會」將於今年3月舉辦「維新政治塾」，以「改變大阪，日本就會改變」為號召，仿坂本龍馬提出橋下版的「船中八策」，著手包括資產課稅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為整頓政府財政，更毫不留情的打算裁掉連續考績不佳的教員。此舉雖引起教育界反彈，卻受到多數民眾歡迎。他表示，日本島國領土狹小資源有限，唯有透過良好的「教育」，培養日本年輕一代的視野與競爭力，日本的未來才有希望。
因為「忍無可忍」，政壇終於出現了改革派新星；更因為「不得不說」，民間總算有像柳井社長和大前先生這樣的人發聲了。問題是，儘管他們一再呼籲：「日本已成三流國家，你們不能死守這裡，必須出去外面看看！」但當下的年輕族群，真正接收到這個訊息的人，比例上似乎很少。 雖然電視節目有很多深入淺出的解說，告訴年輕人他們未來一輩子要面對的，不光是必須供養快速老化的龐大人口，還有滾雪球般的天文財政赤字，但多數人並沒有危機意識。 雖然嘴裡說著現在的政治人物無法信任，一般民眾還是覺得這些「國家大事」離自己的生活太遠，不關心也不想了解，天真的認為國家政府終究會負責解決。
他們無法想像，存在銀行裡帳面上的100萬，其實早被政府借去花掉了70萬；他們也無法相信，每個月乖乖在繳的年金，這一輩退休者只是延遲領取年紀，將來可能根本拿不到。日本人多半是上班族，認為匯率是財務相關人員或社長級以上的人才需要關心的事，因而當日幣飆高，年輕人第一個反應只有衝出國去度假，或是跑到便宜國家瞎拚。
社會封閉 外人融入難上加難
一位在日本工作20年的朋友說，當年負笈東瀛留學，以為日本是個多麼國際化的地方，如今才知道日本人被國家照顧得太好，國際化程度其實很差。常到日本遊玩的人應該可以感受到，如果不會講一點日文，即使在首善之都東京，連在觀光點用英文，碰壁的機率還是很高。
這些年我偶而會見到英文相當流利的日本人，但幾乎都是歸國日僑或在外遊學多年的年輕人，光靠國內的外語學習，鮮少有人有勇氣開口應對。加上日本文化規矩禁忌很多，一切有他們自己的遊戲規則，形成各類大大小小的封閉圈，外國人想要打進融入日本人的生活，真的是難上加難。
關於這一點，最近台灣的媒體應該頗有感觸。為了東京兩位台灣女留學生的命案，大批台灣媒體蜂擁至東京採訪，卻發現必須是日本警視廳「記者俱樂部」的會員，才有資格參加警方舉行的記者會，而日本各省廳幾乎都有各自的記者俱樂部。
其實，當311震災後，台灣民眾一片頌揚日本媒體的「自律能力」背後，正是因為爭鳴扒糞少，媒體與各界高層長期的「尊重友好」與利益瓜分下，姑息養奸的情況並不罕見，非主流的聲音也很難被聽到。
日本井然有序的社會，建構在一種綿密而相互約束的層層關係與潛規則上，那就是：認同團體、互助合作、長幼有序、上層負責。
全民「我慢」，國家機器疲態、醜態畢露
如何確保資源共享和社會安寧？聽上級的話，排隊就是了。大家照著年資排，總有一天輪到你；不合群強出頭的人，一定會被排擠打壓。對年輕人來說，最安全的人生正道就是進大公司，領薪水，排隊一輩子，看能否升到部長再退休。聽話和上層負責，成了日本社會僵化與無效率的元凶。
於是，擠進一流大學不是想要學習專業知識能力，而是為了拿到進入大企業的「入門通行證」，並建立學長學弟的關係，期望在畢業前由學長拉拔內定為大企業的員工。
大學生不進修只求儘快卡位大公司
為了爭取年資及早卡位，日本大學生並不流行出國進修，因為留學回來求職不見得加分，反而在進公司的時序年資上很吃虧。反正進了公司之後，一切從頭學起，一階一階排隊爬樓梯的漫漫人生將延續到退休，在學校學到什麼並不重要，因而形成了日本許多名校大學生終日玩樂酗酒的怪現象。
日本的考試制度，也極度欠缺效率與不合理，至今各大學還是個別招生考試，所以一個高中畢業生，為不同大學連考十幾個入學考試是稀鬆平常的事。也因為個別招考，不但各校不同，公立大學系統和私立大學考試科目內容也不一樣，所以一般考生只能選其中一個方向，否則連補習都不知該怎麼補。
多數家長很難掌握繁雜的考試內容、日期和選校策略，因而給了各類「塾」（補習班）很大的生存和利潤空間。家裡經濟狀況不允許的孩子，先不考慮學費，多半連報考私立大學都有困難。舉例來說，私立大學每考一個學部就要繳約3萬日圓的報考費，一個高中畢業生若計畫考三個私立大學共十個學部的話，光報名參加考試就要繳30萬，這還不包括一年動輒數百萬的補習費。
教育制度腐化嚴重損害國力 因為個別招生考試，選校失當的話可能落到無校可讀，所以在日本一再重考的狀況相當普遍，針對重考次數還有「 一浪」「二浪」「三浪」這樣的專有名詞。
名校一定最後考，先考的學校先放榜，已錄取但沒有把握考得上前幾志願的學生，只好繳高額費用保住名額，而這筆錢是無法退還的。 在我這個「外人」眼裡，這些制度怎麼看都像是各校互相保障收入利益的暗默共識，光想到整個社會浪費在這上面的時間、人力、物力與金錢，要是在其他國家，而不是在全民「我慢」（忍耐）的日本，教育當局若不想辦法改革整合，早就被罵翻了！
日本的考季在每年的1～3月，4月入學，與其他國家的教育系統不同，想出國留學在銜接上的確有困難，因此近來東京大學已在研擬要將入學時間改為秋天，與世界接軌，以強化日本年輕一代人才的國際競爭力。
日本政府也深切感受到陳腐的教育制度嚴重弱化國力，野田首相在1月25日的國家戰略會議中表示，東大的計畫是領導全面修正現行考試制度的大好機會，希望能廣納產業界的意見進行改革。雖然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社針對22家名校的問卷調查，回覆的18家中有16家表示有意跟進，不過日本社會對改革一向僵固牛步，這項已討論多時的改革計畫，還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全面實現。
全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劇變中，面對變化，笨重的國家機器疲態、醜態畢露。人們在2008年學到的教訓是：世界上沒有什麼「大公司」不會倒。2012年，我們可能會學到的教訓是：世界上沒有什麼「大國家」不會倒！
遠見雜誌2012年3月號 第309期 作者：梁旅珠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9671_1.html>
2012年3月3日 星期六
認清 228 的真面目
二二八事件真相 李敖有話說 第二百一十六集 （全文）
二零零五年到了，大家看到我這個節目招牌換了，“李敖有話說”是我用簽字筆寫的，後面的背景是我的書房的一部分，爲什麽要換個招牌？等於慶祝二零零五年到來，而我依然健在。
在這跟大家談一談李敖有話說的新節目，今天的節目裏面，我還要是延續，年底在網站上，一位朋友向我提出的一個要求，他說希望我能不能在這個節目中客觀的講講臺灣二二八的真相。
什麽是二二八？二二八就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號所發生的臺灣的一個民變事件，就是臺灣從光復以後，從日本人手裏，我們中國重新把它拿回來以後所發生的一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嚴重的衝突，叫做二二八事件。這一事件我在上一期節目跟大家說過，它是從二月二十八號到三月十號，這段時間啊整個的時間都是臺灣省人在殺外省人，這個十天時間過來以後，外省的軍隊開過來了，又開始殺臺灣人。可是這個殺得過程裏面，軍人並不知道誰該殺誰不該殺，有一些臺灣的人，張三跟李四的不對，張三就鼓動軍隊去殺李四，所以嚴格的說起來，最後的殺來殺去的局面是臺灣人殺臺灣人，可是利用了外省人做工具，所以整個的局面呢就是這樣一個局面。
可是這個局面啊一直被壓住了，過去啊臺灣不敢提這個文字，任何文獻上談到了二二八事件或者說二二八事變，就是用X.......五個X字，真正在臺灣把它當成一個歷史問題，把它談出來的，不是別人，就是李敖，跟李敖的朋友，在我李敖主持的刊物裏面，我們一早的談到了這個問題。後來呢我還編了三本書，叫做二二八研究，二二八研究續集，二二八研究三集，還跟我的學生合編了一本，就是你不知道的二二八。今天談這個問題，我是最內行的，爲什麽呢？一直這個問題被鬧、被炒作，過去毛澤東講了一句話，他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爲什麽呢？人有階級，用階級作爲一個鬥爭的武器的時候，矛盾立刻就調出來了。在臺灣是族群鬥爭一抓就靈，有本省人外省人的分別，有臺灣省人原來的跟四九年到臺灣的這些外省人去衝突，這個問題一調就調出來了，本省人、外省人就調出來了。所以省際的鬥爭、族群的鬥爭，一抓就靈。
這個二二八的題目一直鬧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停止，這個題目鬧到什麽結果呢？就是外省人在臺灣被打壓，頭都擡不起來，覺得是罪人，就是當年啊我們是兇手，我們殺了好多臺灣人，殺了多少臺灣人呢？好有趣啊，我給大家看看資料啊，大家看這個資料，關於二二八說到底殺了多少人，大家看根據楊良工的這個調查報告，看到沒有？死了一百九十個人，死傷一共是一千八百六十人，根據當時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報告死了三千兩百人，根據保安處的報告死了六千三百人，根據王康寫的二二八事件親歷記，死的是兩千人到三千人，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是死了兩千兩百人，根據現在的台獨分子辜寬敏的他們在臺灣青年上的報告，說死了五萬人，然後再根據了這個彭敏明的自由的自問所說死了兩萬多人，根據洋人，就科爾，他所說的被出賣的臺灣，這本書裏面說死了兩萬多人。可是最嚴重的是根據王玉德這本苦悶的臺灣之研究說了，死了十幾萬人，根據臺灣四百年史說死了十幾萬人。換句話說呢，整個的說法裏面，從一百九十個人，到死了十萬多人，這個落差很大了，到底死了多少人？
我們看到有趣的現象，有一個台獨分子，事實上是嘴巴上臺獨分子，她一直住在日本，她的名字啊叫做金美齡，跟蔣介石老婆宋美齡那兩個字一樣的，金美齡，她一直住在日本。說是台獨分子，陳水扁請她做國策顧問，金美齡寫了一本書，這本書裏面，它叫做日本啊，臺灣啊，是這麽一本書，日本啊，臺灣啊。這個書啊，這本書呢，她在，注意啊，這個人叫做金美齡，她在這本書的第四十七頁，請大家特別注意啊，四十七頁裏面講到了二二八事件發生，造成臺灣人死亡人數，正式的發表的約兩萬八千人的大屠殺事件，依當時的比率，臺灣國民兩百人就有一個人犧牲，從來沒有人正式發表過這個數位，至少官方沒有，所以這才說她是說這裏面死了兩萬八千人，注意啊，這本書的四十七頁說是死了兩萬八千人，同樣一本書到了第一百六十頁，大家注意啊，她說，看到沒有，造成大約五萬名臺灣人被殺的一九四七年二二八革命以來，每年都有大量的臺灣人流血犧牲。換句話說呢，在一百六十頁就死了五萬人，好不好玩？同樣一個人寫了同樣一本書，在同樣一本書的四十七頁是死了兩萬八千人，到了一百六十頁就變成了五萬人。看到沒有？兩個相減，只差了一百一十三頁，死亡人數就差了兩萬多人，大家不覺得很荒謬嗎？這就是陳水扁的國策顧問金美齡的留下的記錄。換句話說啊，死兩萬五千人，跟死五萬人，隨她高興 隨她順口溜。
所以呢，我們看得很清楚，就是從四十七頁的兩萬八千人，到一百六十頁的五萬人，這突然就多了兩萬兩千人，由這個例子告訴大家，死亡的數位是不準確的。用什麽的方法證明死亡數位的準確的呢？我告訴大家，日本人統治臺灣五十一年，它留下很好的戶口制度，戶口很嚴密，這個戶口呢，在國民黨政府來的時候呢同樣的接收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啊用人口同一樣的戶口，跟這一年的戶口去減嘛，生育率不談去減嘛，減的話一減多少人就出來了嘛，戶口可以查出來。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用戶口去核對。
在臺灣有國民黨的軍頭郝柏村做行政院長的時候，採取了這個方法去核對，結果發現啊八百人只有這麽少的數目，根本不是什麽兩萬多人，也不是十萬人，只是八百人，翻來覆去都是八百人。所以我們看到沒有啊，後來怎麽辦呢？後來用懸賞的辦法，就是說你小舅子當時死了，忽然你姐夫死了，病死的也算，被殺掉的都算，我們都算，大家然後湊在一起，看看這到底是死多少人，發現誤差祗是八百人。後來呢用懸賞的辦法，就是如果死了，有人證明你家死人了，好，賠六百萬台幣，合到一百五十萬的人民幣，這個數位很大呢，你只要有人證，說你家死人了就夠了，所以很多人就開始冒領，冒領到現在多少人呢？我告訴大家多少人，我們現在查的很清楚，就是死亡人數，看到沒有在九十三年二月二號，由這個董事會在審查的結果，發現了死亡了六百八十個人，失蹤了一百七十六個人，加在一起是八百五十六個人，就是正好從戶口裏面去核對，就是這麽多人。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就是剛才我所說得，他們審查誰家死人了，這個基金會，他公告受難者的縣市及補償金額的這個統計表，我們可以看到臺北縣死了多少人，然後彰化市死了多少人，一個一個算，看到沒有？這邊很有趣了，到這裏江蘇省死了一個人，浙江省沒有人死，福建省沒有人死，廣東省沒人死，爲什麽沒人死呢？外省也被臺灣人殺了十天，怎麽會掛零呢？給你四百萬怎麽還不要呢？嚇得逃走了，不敢住臺灣了，所以沒有被害人家屬來領錢了。所以你看沒有，最後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看到沒有，這時候這個記錄還只六百五十四人的時候，我們看到都那麽多掛領的紀錄。到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最新的一個紀錄，就是到了去年八月三十一號紀錄擺在這裏的，就是死亡還是六百八十人，失蹤一百七十七個人，加在一起八百五十七個人，這個數位啊，怎麽樣算都湊不掉八百多人了。
換句話說，整個的死亡人數，外省人申請的只有一個人，其他的都算是臺灣人死了，死了八百多人。爲什麽死了八百多人會說死了兩萬八千人，又說死了五萬人，又說死了十萬人，爲什麽這樣子呢？製造仇恨啊，利用這個機會來製造仇恨，這就是爲什麽我在臺灣會這麽仔細的研究這個數位的原因。甚至呢我剛才把陳水扁的國策顧問金美齡的書，這樣牛頭不對馬嘴的，從兩萬八千人到五萬人的這麽一個落差，在同一本書的裏落差，給大家看，告訴大家，這個數位啊是被灌水的，被弄錯的一個數位。
那麽當時怎麽說呢？當時說公佈文件啊，就公佈了文件，大家一看，哎喲，臺灣有個報紙叫自由時報，說可找到被槍斃人的名單了，你看這公佈的文件，看沒有，已決暴動人犯名冊，看到名單了，結果鬧了大笑話，爲什麽呢？這個已決暴動人犯啊，已決，注意啊，已決不是已經槍決，已決是已經判決，已經解決的這種暴動人犯。所以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些人犯都沒有死，都沒有槍斃，幹什麽呢？都是有期徒刑的判決，我們才知道。後來呢臺灣省文獻會的結論，我們可以看到，被殺的人我們看到沒有，有好像張七郎，張七郎是在臺灣我第一個在我的刊物裏面，替他喊冤的，也有這些人名單。我們看到這些名單，被抓的也有，被通緝的也有。換句話說呢，這些人是有頭有臉的人寥寥可數，八百多人死掉了，沒有錯，可是有頭有臉的人寥寥可數。
那麽還有什麽呢？還有一些就是准予自新的名單，就一百三十七個人，我們可以看到了，當時如果那麽喜歡殺的話呢，就不必給你自新了，通通把你幹掉就算了，可是我們可以在其他證據裏面，就在官方李登輝大家說我們研究二二八，炒作二二八的時候，他們有很多有官方所確定的，這些文字以外，有很多副的文件，大家沒有人仔細看，我李敖仔細看了，我給大家看一張副錄的文件。看到這表沒有，在台中市，有一個人叫劉青山的，他是煙酒專賣局台中分局的一個科員，請看看他怎麽死的，被流氓推下，群衆趨前圍毆，送台中醫院治療，未死，消息傳出來，還沒死。第二天晚上，流氓十餘人沖入醫院，割去，把他的耳朵，鼻子割掉，兩個眼睛挖出來，再拼命打他，始告斃命。看到沒有？
大家注意啊，籍貫，這正泰山是高雄市人，周有德臺北縣人，死的劉青山什麽地方人？看到沒有？空白，爲什麽空白？後來我查出來，原來他是外省人，外省人被流氓圍毆，然後就送到醫院去了，沒有死，消息傳出來，流氓又去打他，十多個人衝入醫院，把他的耳朵割掉，鼻子挖掉，兩眼挖出來，請問這是誰幹的事？哪裡來這麽多流氓啊，跟他有什麽深仇大恨啊？這就我所說的，二二八到三月十號這段時間，都是臺灣人殺外省人。
上次我在節目裏告訴大家，外省的女老師被輪姦，外省的小孩子走在馬路上面被抓住，流氓真的流氓啊，一個人抓左腿，一個人抓右腿，撕開，把這個小孩子撕開，這個屍體丟到水溝裏去，是這樣殘暴的，怎麽有這麽多殘暴的局面？怎麽割人家耳朵，挖人家眼睛，爲什麽呢？日本人混進來，留在臺灣，日本人是在做流氓，放出來，混進來，造成這個局面。
可是今天臺灣歷史怎麽說？臺灣整天算這個賬，絕口不提當時臺灣人怎麽殺外省人，也絕對說臺灣人被殺的都是精英，都是優秀分子，那麽優秀的分子會十幾個人跑過去，去切人家的耳朵，挖人家鼻子和眼睛嗎？明明是流氓，然而你們官方紀錄裏面流氓，可是在這個說法裏面，我們看不出來，這個被害人是誰，是哪一省的人，可現在在我李敖的解讀之下，大家知道原來是外省人被這樣幹掉了，就這樣子。
今天沒有道理可講，我將這些證據給大家看，就是當時死的人八百多人，絕對沒有什麽幾萬人，什麽十幾萬人，沒有這個事情。可是爲什麽拼命灌水呢？要製造出族群的仇恨，可是根據呢？我講過根據，給蔣介石的報告，外省人當時被殺的也是八百多人啊，等於扯平啊，你殺我八百，我殺你八百，等於就是這樣子啊。只是外省人被殺的這個族群，大家嚇跑了，臺灣我們領教了，我們不敢住了。我常常開玩笑，大家講說二二八被害人，我說我李敖也是二二八被害人，爲什麽呢？因爲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號，我在北京念書，跟我一點關係沒有，可是我們要跑得時候，從北京跑出來，我爸爸有一個在東北認識的臺灣省的好朋友，他們約我們立刻到臺灣，我爸爸不敢來，爲什麽不敢來？就是發生了二二八事變，發生外省人這樣的被殺，怎麽敢去呢？結果我們家從北京啊，應該直接逃到臺灣的，結果我沒有，逃到上海，再由上海轉手，再跑到臺灣。中間這個過程裏面，我們在上海搞了房子，買了些囤積的物品，預備這個苦難的時代，我們可以活。結果最後這些東西全丟在上海了，房子也丟在上海，根本都沒有了，不敢來，最後才來臺灣。所以我才說我們也是二二八的被害人。
今天我拿這些資料給大家看，看看死亡的數位，真相就是這個真相，你殺我八百，我殺你八百。可是今天歷史整個被改寫，被改成了，甚至說臺灣人被殺十萬人之多，天啊，你想想看，十萬人被殺，難道查不出來嗎？當時臺灣也就幾百萬人口，查不出來，十萬人死是多麽大的數位啊，沒有這個數位。可是今天硬是這樣炒作，製造了族群的問題，幸虧有我，臺灣幸虧有我把這個真相，這麽仔細的把它核對出來，並且告訴大家，二二八的真相不過如此，你殺了我，我也殺了你。可是今天道理沒法說，變成了一面倒，隨意很多外省族群，在別人一擡出來二二八的問題的時候，就是族群鬥爭一抓就靈，省際鬥爭一抓就靈，使外省人擡不起頭來。只有我用書，用演說 用節目，把這個真相講出來，使大家知道，這個真相不過如此。( 完 )
編輯： 南山雪
2012年3月1日 星期四
把心轉轉
1.
到台北的一個朋友家做客，突然地震，大家正驚惶失措，
卻見朋友九十四歲的老母笑嘻嘻地說：「老天爺真開心。」
地震停了，大家問那老太太：「您為什麼不說老天爺發脾氣，要說祂開心呢?」
老太太一笑：「我又沒得罪祂，幹麼想祂生氣呢？祂是開心，一笑一搖，就地震了。」
笑：「祂是開心得太過火，才害了人，祂自己也沒想到啊！」
2. 在上海開會，散會時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家的電話，末尾的四個號碼是「一四一四」。
大陸的人都把「一」唸成「么」就成了「么四么四」，好像「要死要死」。 我心想，沒敢笑，
朋友卻笑了：「你別想歪了。我告訴你，我這號碼特別吉祥，
你想想唱歌的時候一四一四唱什麼？唱ㄉㄡㄈㄚㄉㄡㄈㄚ對不對？
所以你記住『都發、都發』總是發財，就對了！」
3. 幾個老同學聊天，大都有個艱苦的童年、奮鬥的青年和成功的中年。 「唉！年輕的時候，有閒沒錢。而今有了錢，又沒了閒，真倒楣！」一人說。
另一人笑道：我可比你強多了。大家看他。
「我啊！年輕的時候沒錢，可是有閒；現在雖然沒了閒，可是有錢！多好啊！」
4. 坐計程車，一路上七八個紅綠燈，
怎會那麼巧，每個綠燈，眼看要過了，就變紅燈，被擋了下來。
「真倒楣！一路碰紅燈。」我嘆口氣：「總是最後一輛差一步。」 「不倒楣。」司機回頭笑笑：「變綠燈，咱們都是第一個走。」
5. 到個朋友家吃飯，餐後，女主人端出一盤梨。
「我吃太多了，吃不下水果！」 「我也吃不下了。」主人說著拿起一個梨：「這樣吧！咱們兩人分。」
「中國人不是不分梨嗎？」我笑道：「免得分離。」
「不不不！台語『梨』唸『來』，咱們有緣『分』，要常『來』。」
6. 在日本坐新幹線火車。
「你知道當初建新幹線的時候，兩邊稻田的農民反對嗎？」
日本朋友說：「他說火車會污染，讓收成減少。」
「講得有理。」我說。
「錯了！」他拍拍我：
「當時新幹線的負責人把農民找來?搳y你們有沒有算過，
鐵路兩邊的稻田，一年要被麻雀吃掉多少穀子？』
農民答：『相當多！』
於是新幹線的負責人笑道：『你們從此不用操心了，
我們的火車一下子就過一班，保證幫你們把麻雀都趕跑。』
後來證明，果然，鐵路兩邊的收成特別好。」
7. 某人去拜訪一位大收藏家。
「我以前決定把收藏全留給孩子。你想想，如果孩子好，當然該給他，當作獎賞。
相反的，如果孩子不好，過得可憐，我更該給他，讓他賣了，過日子。」
收藏家話鋒一轉：「現在，我改了。
我想，如果孩子不好，我當然不該給他拿去敗掉；
相反的，如果孩子好，他很富有，也不需要我的收藏。」
他的臉上散出光彩：「所以我決定把所有的收藏都捐給博物館。」
8. 兒子哈佛的女同學多明尼卡，
在作完烏茲別克的研究之後，突然決定一個人穿越天山，橫越中國大陸到台灣。
她發了個E-mail給在美國的父母。據說那一對老夫婦看到女兒的信都跳了起來：
「這怎麼得了？多危險哪！這子真是瘋了。」 老兩口先是生氣操心，三天三夜坐立難安，
突然，他們不氣了，回了E-mail給 自己的獨生女：
「我們想來想去，想不通，妳是從我們哪個人的身上遺傳了這個冒險的個性。
看樣子，我們不能怪妳，只能問自己了。」
9. 經過一個長週末，進辦公室，嚇一跳。
跟我十多年的秘書，居然染了一頭紅髮。
新來一年多的小助理，也染了半頭「金毛」。
「妳們過兩天就要去參觀工廠，讓人看了，要怎麼說我？」
我心想，沒講出來。
兩天過去。我不氣了，看著她們高高興興地出門，
我得意地在心裡對自己說： 「讓廠商看看我這個老闆有多開通、我們的辦公室有多民主、我們的公司多麼有生氣！」
10. 跟幾位孩子的家長聊天。 「我急死了！現在我兒子上小學三年級，功課不好，打也不管用，將來一定上不了好中學，進不了好大學，他就完了。」
一個家長皺著眉說。
「我也煩死了！」另一個家長附和：
「想想未來十幾年、幾十年，只要我不死，就得為我女兒操心。
小學功課好，中學不好，有什麼用？中學好，上不了好大學，又有什麼用？
上了好大學，進入社會不成功，又怎麼辦？」 我笑笑，說：「何不這麼想──小學不好，說不定中學能改好；
中學不好，說不定大學能變好。就算上不了大學，只要進入社會成功就好；
就算一開始不成功， 只要有一天成功就好；
即使他一生都不成功，只要他做個好人，快快樂樂就好。」
我看看他們：「問題是，你們的孩子才三年級，就天天捱打捱罵，連快樂都談不上了啊！」
以上，我說了十個小故事，都是真人實事，
請大家想想，以「另類觀點」自求多福的道理。
地震停了，大家問那老太太：「您為什麼不說老天爺發脾氣，要說祂開心呢?」
老太太一笑：「我又沒得罪祂，幹麼想祂生氣呢？祂是開心，一笑一搖，就地震了。」
笑：「祂是開心得太過火，才害了人，祂自己也沒想到啊！」
2. 在上海開會，散會時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家的電話，末尾的四個號碼是「一四一四」。
大陸的人都把「一」唸成「么」就成了「么四么四」，好像「要死要死」。 我心想，沒敢笑，
朋友卻笑了：「你別想歪了。我告訴你，我這號碼特別吉祥，
你想想唱歌的時候一四一四唱什麼？唱ㄉㄡㄈㄚㄉㄡㄈㄚ對不對？
所以你記住『都發、都發』總是發財，就對了！」
3. 幾個老同學聊天，大都有個艱苦的童年、奮鬥的青年和成功的中年。 「唉！年輕的時候，有閒沒錢。而今有了錢，又沒了閒，真倒楣！」一人說。
另一人笑道：我可比你強多了。大家看他。
「我啊！年輕的時候沒錢，可是有閒；現在雖然沒了閒，可是有錢！多好啊！」
4. 坐計程車，一路上七八個紅綠燈，
怎會那麼巧，每個綠燈，眼看要過了，就變紅燈，被擋了下來。
「真倒楣！一路碰紅燈。」我嘆口氣：「總是最後一輛差一步。」 「不倒楣。」司機回頭笑笑：「變綠燈，咱們都是第一個走。」
5. 到個朋友家吃飯，餐後，女主人端出一盤梨。
「我吃太多了，吃不下水果！」 「我也吃不下了。」主人說著拿起一個梨：「這樣吧！咱們兩人分。」
「中國人不是不分梨嗎？」我笑道：「免得分離。」
「不不不！台語『梨』唸『來』，咱們有緣『分』，要常『來』。」
6. 在日本坐新幹線火車。
「你知道當初建新幹線的時候，兩邊稻田的農民反對嗎？」
日本朋友說：「他說火車會污染，讓收成減少。」
「講得有理。」我說。
「錯了！」他拍拍我：
「當時新幹線的負責人把農民找來?搳y你們有沒有算過，
鐵路兩邊的稻田，一年要被麻雀吃掉多少穀子？』
農民答：『相當多！』
於是新幹線的負責人笑道：『你們從此不用操心了，
我們的火車一下子就過一班，保證幫你們把麻雀都趕跑。』
後來證明，果然，鐵路兩邊的收成特別好。」
7. 某人去拜訪一位大收藏家。
「我以前決定把收藏全留給孩子。你想想，如果孩子好，當然該給他，當作獎賞。
相反的，如果孩子不好，過得可憐，我更該給他，讓他賣了，過日子。」
收藏家話鋒一轉：「現在，我改了。
我想，如果孩子不好，我當然不該給他拿去敗掉；
相反的，如果孩子好，他很富有，也不需要我的收藏。」
他的臉上散出光彩：「所以我決定把所有的收藏都捐給博物館。」
8. 兒子哈佛的女同學多明尼卡，
在作完烏茲別克的研究之後，突然決定一個人穿越天山，橫越中國大陸到台灣。
她發了個E-mail給在美國的父母。據說那一對老夫婦看到女兒的信都跳了起來：
「這怎麼得了？多危險哪！這子真是瘋了。」 老兩口先是生氣操心，三天三夜坐立難安，
突然，他們不氣了，回了E-mail給 自己的獨生女：
「我們想來想去，想不通，妳是從我們哪個人的身上遺傳了這個冒險的個性。
看樣子，我們不能怪妳，只能問自己了。」
9. 經過一個長週末，進辦公室，嚇一跳。
跟我十多年的秘書，居然染了一頭紅髮。
新來一年多的小助理，也染了半頭「金毛」。
「妳們過兩天就要去參觀工廠，讓人看了，要怎麼說我？」
我心想，沒講出來。
兩天過去。我不氣了，看著她們高高興興地出門，
我得意地在心裡對自己說： 「讓廠商看看我這個老闆有多開通、我們的辦公室有多民主、我們的公司多麼有生氣！」
10. 跟幾位孩子的家長聊天。 「我急死了！現在我兒子上小學三年級，功課不好，打也不管用，將來一定上不了好中學，進不了好大學，他就完了。」
一個家長皺著眉說。
「我也煩死了！」另一個家長附和：
「想想未來十幾年、幾十年，只要我不死，就得為我女兒操心。
小學功課好，中學不好，有什麼用？中學好，上不了好大學，又有什麼用？
上了好大學，進入社會不成功，又怎麼辦？」 我笑笑，說：「何不這麼想──小學不好，說不定中學能改好；
中學不好，說不定大學能變好。就算上不了大學，只要進入社會成功就好；
就算一開始不成功， 只要有一天成功就好；
即使他一生都不成功，只要他做個好人，快快樂樂就好。」
我看看他們：「問題是，你們的孩子才三年級，就天天捱打捱罵，連快樂都談不上了啊！」
以上，我說了十個小故事，都是真人實事，
請大家想想，以「另類觀點」自求多福的道理。
中英對照人生箴言
希望是好的早點，但卻是壞的晚餐。 Hope is a good breakfast, but it is a bad supper. —培根（F.Bacon） 英國哲學家
重要的是不要停止發問，好奇自有它存在的理由。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stop questioning. Curiosity has its own reason for existing. —愛因斯坦（A.Einstein）物理學家
仁慈是將社會聚在一起的金鍊。
Kindness is the golden chain by which society is bound together.—歌德（J.W.V.Goethe） 德國文學家
希望是好的早點，但卻是壞的晚餐。 Hope is a good breakfast, but it is a bad supper. —培根（F.Bacon） 英國哲學家
重要的是不要停止發問，好奇自有它存在的理由。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stop questioning. Curiosity has its own reason for existing. —愛因斯坦（A.Einstein）物理學家
仁慈是將社會聚在一起的金鍊。
Kindness is the golden chain by which society is bound together.—歌德（J.W.V.Goethe） 德國文學家
龍應台 北京大學演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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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易中天在北大百年紀念講堂演講，現場座無虛席不時爆出掌聲。
龍應台的中國夢－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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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龍應台這次在北大演講，吸引超過千名聽眾。龍應台在演講中回應「南方周末」請她談「中國夢」的要求，侃侃而談一九四九之後，台灣人面對「中國夢」的破滅與轉折，最後期待中國以文明大國的形象崛起於世界舞台。 上周四南方周末以刪節方式刊出龍應台演講內容，引起華文讀者上網尋找演講全文。龍應台得以「解禁」在大陸公開演講，演講內容談及「美麗島事件」等敏感議題卻未遭官方封殺，深具意義。聯合報獲龍應台同意，今天刊出演講全文，以饗讀者。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臺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裡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裡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滿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五十年代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裡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顧炎武「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臺，臺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 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臺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篇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十四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十四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 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臺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 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 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臺灣就被禁 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一九七○年代整個國際情勢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一九四九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臺灣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臺灣了—這海島曾是 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 能不會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讚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臺灣年輕人一樣， 七○年代發現臺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 —─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 大海呀？
《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 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 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一九七九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臺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裡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 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著他問「你是哪裡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一九七九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臺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台灣夢，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年代後，臺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 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 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一九七九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八○年代臺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三十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 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 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台變成 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 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臺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臺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臺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臺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臺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裡沒有中國。 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 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 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臺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份子，這，才是我在乎 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 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十五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 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七十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 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 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 七十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 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 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一九八五年我寫《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八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 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臺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二○一○年八月一日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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